陳能場,1966年8月生,1991年獲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理學碩士學位,2000年獲日本鹿兒島大學農學博士學位。2002年5月至2004年4月于日本鹿兒島大學任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土壤重金屬污染控制與修復,土壤污染糧食安全——人體關系鏈條解析等。

2016年6月17日,原定21時30分起飛的CZ3114航班晚點。

廣東生態環境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陳能場準備搭乘這班飛機從北京回到廣州。幾小時前,他剛剛結束“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紀念活動暨‘一帶一路’共同行動高級別對話”的活動。

利用等待起飛的時間,他開始回復微信。一位云南的微信好友向他詢問土壤如何采樣,他耐心地用福建口音濃重的普通話予以解答。末了,他告訴對方,“我會專門寫一篇文章來說。”

他的微信好友數接近2000人,但并不是每一個他都能對號入座。準確地說,他與其中相當數量的好友甚至未曾謀面。但是,許多人輾轉加他為好友。

清晨4點多,陳能場回到家中,留給他的休息時間只有三四個小時。周六這一天,他的行程滿滿當當——上午,他要與幾名從江西來的從事土壤污染修復的同行見面;下午,他要去韶關市考察一項土壤污染治理項目;晚間,截稿在即,他還要向一家紙媒交稿。

寫文章,寫與土壤相關的科普文章,是近幾年他花費時間和精力最多的事。也正是這些文章,讓不少人認識了他。

“中國關于土壤的科普太少了。”陳能場告訴記者,科普既是科學家的責任,同時科普也沒那么簡單。他想要做的,就是“努力傳播多些,傳播好些”。

陳能場在大寶山土壤修復后進行水稻中期考察

那些土壤科普文章

中國缺乏土壤的科普,是陳能場自己從事科普之后的感悟。

2015年年底,他為某紙媒撰寫了一篇千余字的短文《健康的土壤該是什么樣子》,寫作的初衷很簡單,他在數次考察中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土壤狀況,所以“想寫寫怎樣的土壤是健康的土壤”。

以他寫作的經驗,這篇文章既沒“蹭”新聞熱點,選題內容也稱不上新穎,但沒想到的是,文章見刊之后,傳播效果非常好,很多微信公眾號轉載這篇文章,引來讀者或為文章留言,或默默點贊。

以最早轉載這篇文章的微信公眾號“土壤觀察”為例,其主編向記者提供的最新后臺數據顯示:閱讀量16234,點贊數44。在文章平均閱讀量在2000左右的專業公眾號中,達到這樣的閱讀量并不常見。

這讓陳能場大呼意外,也讓他意識到,土壤科普中缺乏“健康的土壤該是什么樣子”這樣淺顯易懂的內容,才是目前讀者喜歡和需要的東西。

為什么要做土壤的科普?那要從2013年年初說起。

2013年2月末,春節剛過,“萬噸鎘大米流入廣東”的新聞就引爆了輿論,“鎘大米”成為焦點話題,“問題大米去向成謎”的報道也使得民眾格外恐慌。作為長期致力于研究土壤鎘污染的專家,陳能場在當時成為媒體追逐的采訪對象。“最多一天有十幾個記者來采訪。”但他的觀點始終無法系統全面地表達,“記者們大都各取所需,內容呈現比較片段化。真正想說的,記者又不感興趣。”

事實上,從鎘大米的報道見諸媒體之后,近年來,土壤污染成為從政府到民眾都尤為關心的話題,土壤污染的信息虛虛實實,很容易引起極大的關注甚至是爭議。同時,對土壤污染的高度警惕,讓土壤修復行業在這幾年中經歷了突飛猛漲、熙熙攘攘。據了解,2014年中國土壤修復市場上的企業約500家,2015年這一數字增長至900多家。與熱鬧相對,愿意就土壤污染這一極其敏感、動輒牽動公眾神經的話題發聲的科學家卻少之又少。

陳能場就是為數不多的人之一,他的想法是既然如此,還不如自己動筆來寫。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當時《南方都市報》一位副總的大力支持,并很快幫助其成為現實,在《南方都市報》上開設專欄“舌尖上的重金屬”,文章以每月兩篇的頻率見刊。

之后,陳能場又在《東方早報》開設了“生活的土壤學”專欄,既有《土,能吃嗎?》這樣趣味性十足的話題,也有《從土壤到餐桌,多少重金屬飄過?》這樣公眾極度關注的內容。隨著關注越來越多,數十家媒體先后向陳能場發出了寫作邀約。

如果檢索陳能場見于媒體的文章,不難發現,其中大多數還是與新聞熱點相隨。

2014年年底,有媒體刊發“湖南湘江流域重金屬砷超標最高達715倍”的報道,在輿論又一片驚慌時,陳能場以“如何看待土壤重金屬超標的問題”為題在澎湃新聞發文指出,“固然這三十年快速的經濟發展和環保措施不配套帶來的強度污染,給土壤帶來了重金屬等污染物的積累,但是缺乏對土壤重金屬數據的科學解讀應該是造成‘談金色變’的主要原因。”

2015年1月13日,環保部公布了《農用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征求意見稿)》,1月24日,陳能場在澎湃新聞以“《農用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修訂之我見”為題發表了文章,提出應該商榷征求意見稿中“新標準”項目和數值設定。

3月,陳能場又寫了《農產品超標來自土壤污染?這10方面說明沒那么簡單》的文章,指出“《農用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征求意見稿)》出臺,人們將注意力聚焦到‘土壤污染了’上來”,但實際上,“農產品安全與土壤污染的關系并沒有那么直接的、線性的關系。”

2015年3月,湖南省表示“將對部分農田免費深翻耕”,以“治理重金屬污染”,陳能場撰文以五連問來說明深耕改土措施值得商榷,建議“凡是打算推廣的措施,務必需要充分的科學驗證和評估,以免不必要的人力和財力的浪費。”

隨著農藥化肥零增長行動方案的出臺,有觀點認為應該加快有機肥資源化和農用化,他又不失時機地“提個醒”:現代集約化養殖下生產出的有機肥在肥效上特別是抗生素和重金屬等的成分上已經不同于傳統上的有機肥,有機肥的安全性不可忽視。

有人說陳能場的文章值得讀,讀完撥開了云山霧罩,豁然開朗;有人稱贊他的文章專業,令人信服;有人佩服他的文章敢說,直言不諱。

科班出身土壤人

地處“閩中屋脊”戴云山區的福建德化是他的故鄉。20世紀80年代,陳能場跳出了山溝溝,到福建農學院上大學,就讀于土壤農化系。1988年,陳能場又到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攻讀碩士。

通過寫信,他聯系并選擇了自己的導師——我國著名土壤學家、致力于土壤環境保護研究的陳懷滿研究員。

1965年,從南京大學畢業之后,陳懷滿就進入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所。1976年,他開始從事土壤環境保護工作。陳懷滿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都與重金屬鎘有關,他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水稻對鎘的吸收以及外源鎘、磷和鋅的影響,“在當時是相當有前瞻性的研究課題。”陳懷滿說。

1988年,陳能場在南京開始了3年碩士研究生的學習,在陳懷滿的引路之下,陳能場開始了對土壤重金屬的專業研究。

畢業之后,他先回到了福建省亞熱帶植物研究所工作。1992年,陳能場離開廈門,前往香港科技大學做研究助理。從那以后的差不多十年時間里,陳能場的人生軌跡一直在香港和日本兩地折返。在香港工作半年多之后,陳能場拿到了日本的獎學金,赴日本鹿兒島大學攻讀博士。博士畢業,陳能場先后在香港城市大學、日本名城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并成為鹿兒島大學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直到2003年,陳能場選擇從日本回到廣東省生態環境技術研究所(原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

“我大學、碩士、博士的研究都與土壤相關,碩士和博士研究的是重金屬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具體是土壤和根表面小環境里的行為,這是很專業的研究領域。到廣州之后,我主要從事土壤污染治理技術方面的工作。”陳能場延續了自己碩士導師陳懷滿的研究方向,“雖然我的博士論文做的是鉻的研究,但是經過一些研究,我覺得鎘可能會給中國帶來較大的健康影響和環境效應,所以我對鎘一直非常關注。”

陳能場在意大利進行土壤健康考察,土壤在健康狀況下種出的的葡萄最大一串重大6千克。

科普并不簡單

在陳能場看來,如果不是淡泊一點,科普或許就沒辦法堅持下來。“做科普其實要花很多精力,往往沒有時間或不能專心做某一項研究。”他說。

在中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評價體系中,這意味著收入的大大減少。而科普往往和“公益”二字相聯系,從事科普,既很難從外界得到認可和鼓勵,也沒有太多的利益。

從2013年第一次寫作科普文章以來,三年多的時間里,陳能場寫作的文章數量超過80篇,發表在《財經》《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經濟報告》和澎湃新聞等媒體。換言之,平均每個月他的寫作工作量至少是兩篇。看似簡單的科普,可是費的精力太大。看似不多的數量,但實際考驗著功力與積累。寫一篇好的科普文,并非易事。

首先,必須要有合適的題目,許多科學家卡在了這一關:什么是公眾感興趣的?什么又是自己想說的?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

其次,科普的文章也一樣需要嚴謹的數據支撐和邏輯論證。這就意味著,作者在動筆寫作之前,仍然需要閱讀大量的文獻。對這一點,陳能場尤為重視。他的習慣是,列一個excel表格,然后每寫一篇文章所看過文獻都列入其中,“盡量讓每一篇文章的數據來源都有據可查,我的文章需要面對公眾,所以文章必須嚴謹。”他表示。

科研的語言也要轉化為公眾能讀懂的語言,既要嚴謹準確,又要通俗易懂。“一開始寫,語言很難切換過來,這是比較痛苦的過程,后來,就慢慢轉變過來了。”

嚴謹,一直是陳能場不斷告誡自己的原則。2016年,在天津的一次會議上,陳能場作了一個報告,其中他提到,對鎘的吸收,不同品種的水稻存在差別,但是普通低鎘品種穩定性差,不容易推廣。當時,南京農業大學的趙方杰老師就提出,如果樣本足夠大,還是可以找到遺傳上比較穩定的低鎘品種。

“我之前做了80多個品種,趙老師做了500多個品種,所以當初我的樣品數量還不夠大,這給我很多啟示,讓我謹慎再謹慎。”陳能場說,“此外,他還提醒我,把人體健康和糧食安全、土壤健康掛鉤時,下結論要有所保留。”

“我覺得這樣的專業意見特別好。我很誠懇地希望業界有更多批評的聲音,因為我的文章要面對公眾;我很期待批評,因為這樣才能有所進步。”陳能場說。

土壤健康是關鍵

如果你見過陳能場,你會發現,他絲毫不像其他科學家一樣不茍言笑。

在某土壤污染防治的沙龍上,記者看到,陳能場總是笑瞇瞇地和想要認識他的人寒暄,地域特色明顯的口音,給他增加了幾分親近感,對于交換名片的請求,他也幾乎有求必應,直到名片很快散光。

更多人從未與他謀面,卻很想認識他。許多人見到陳能場或者加上他的微信,往往在自報家門之后,都會說自己是因為看到他寫的某篇文章,慕名已久。

除了來自行業內的認同之外,陳能場的文章和觀點也引起了來自政府部門的關注。

2015年,陳能場對湖南省深耕改土治理重金屬做法提出了意見。當年11月,湖南省農委赴廣東調研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工作,其中一項是到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進行調研,之前湖南省農委特意發函,強調“希望陳能場研究員能參加”,同時,湖南省近兩年土壤污染治理的年度總結也對他發出了邀請。另一個案例是在給《農用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修訂稿提出意見之后,其中的一些意見很快得到環保部的重視,他也參加了后續環保部的相關會議。

盡管付出了相當的時間和精力,但這樣的反饋令陳能場感到滿足。

“如果有個別人認為我不務正業或出風頭,我也會以善意去理解,畢竟不同人看法不同。”陳能場說。

事實上,研究與科普相輔相成。“我在大寶山礦區做過8年研究,后來又去湖南的礦區做研究,發現土壤污染并沒有那么簡單。”陳能場告訴記者,正是對兩個不同地區土壤污染狀況的研究給他提供了新的視角,他選擇了英國、日本和大寶山等三個中外礦區進行了比較后,寫了一篇《三個礦區的不同結局以及啟示》的文章。文中他指出,“人們習慣認為,糧食超標了,就是因為土壤污染了,其實糧食超標和土壤中重金屬的關系很復雜。”

近年來的科普工作也讓陳能場對研究了幾十年的土壤問題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我以前做的是土壤修復技術,但實際上,在前幾年接觸了其他土壤健康問題之后,我開始意識到,土壤污染只是其中的一個問題,土壤的問題其實是土壤健康的問題。”

他表示,土壤問題不單是污染問題,而是土壤退化、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破壞、土壤流失、土壤養分失衡等問題的集合。健康的土壤是富有活力的生態系統,是現代農業生產跳出惡性循環的關鍵,也對降低和分散土壤污染風險有重要作用。健康的土壤才有健康的食物,進而造就健康的人群和社會。現在,陳能場致力于研究土壤污染糧食安全與人體健康的關系,陳能場說,從全局來看,土壤污染防治不僅僅與土壤污染物本身有關,更與水、氣外源、自身健康、食物鏈安全以及行動者,即人有著更為緊密的關系。

陳能場表示,農學、土壤學、生態學是整體性的科學,現有的學科分類將各個學科“分得太細”,研究土壤污染問題應有全局觀念,“否則,單單從某一環節進行研究固然能出成果,但是對于理解整體很容易出現偏差。”

從全局性的視角開展從土壤到糧食安全再到人體健康的鏈條研究,無疑給研究者提出了挑戰。

盡管自稱是一個“很生活”的人,但陳能場的真正閑暇時間幾乎很少。“我還有很多想寫和要寫的題目。”陳能場告訴記者,“既然做科學傳播,那就努力傳播多些,傳播好些。”